我不喜欢循规蹈矩,别人清明节拜山,我大年初一去拜山,别人生日送礼物,我在平时送礼物。我说一个事情,可能你们都不会相信,我到今天已经60多岁了,但我依然不知道我爸妈的生日是哪天,因为我不是用这种方式去孝顺他们。有一年的父亲节,房祖名从美国打电话来,大声说:“Happy Father’s Day!”我在电话这头朝他吼:“以后不要等到父亲节和生日时打给我!”结果原来一年还能收到两通电话,现在一通也没了,哈哈。虽然这是玩笑话,但我只是想说,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节日,才想起对你很重要的人?如果我对你好,那就每天都是情人节、圣诞节、母亲节。

成龙为什么不会死?
直到1986年发生的一次严重意外,我被干爸爸何冠昌勒令再也不准把头发剪短。那是我拍了这么多年戏受伤最严重的一次。电影的片名叫《龙兄虎弟》。当时,关锦鹏是副导演,刘伟强是摄影师,陈可辛是助理制片。 电影讲的是某伯爵希望把失散800年的“上帝武装”寻回,这五件宝物在《圣经》上被记载说可以用来对抗魔鬼。他寻得亚洲飞鹰Jackie从非洲土人中夺得三件,而另外两件在一伙恐怖分子手上,因此而展开一系列救人和夺宝的故事。导演并主演这部片时我33岁,已经自己开创出比较成功的电影模式:全球取景、精彩动作、商业喜剧。

自打这一次之后,我的干爸爸何冠昌,也是嘉禾公司的老板,就不批准我剪发了。不仅如此,他当时还立了一个规矩,说成龙不能演会死的人,剧本里如果我这个角色会死,那就不能接。其实我一直很想演西楚霸王项羽,也有很多人拍这个题材就会想到我,但是因为楚霸王会死,干爸爸就不准我接。干爸爸的这两个禁令,尽管我自己不迷信,但觉得还是听他的话吧。1997年,干爸爸去世了。在那之后,这两个禁令也逐渐被我打破,也是时候改变了吧。《新宿事件》《大兵小将》里面我的角色都死掉了。2012年,拍摄丁晟导演的《警察故事2013》,演一个公安特警,需要把头发剪短才符合角色形象,不然所有人都是短发就我一个长头发也很奇怪,于是就剪到了板寸的长度,这是在南斯拉夫开刀以后的第一次。我现在脑袋还有一个窝,是软的,没有骨头。耳朵到今天也还有后遗症,听高音会痛,低音听不清。这是当时那个手术留给我的纪念。

我最想离开的姿势
全世界的动作明星里,现在还在打的已经没有几个了。好多都已经在拍一些机关枪的戏了,这个还比较容易拍下去,不像我现在这样这么艰难。其实我可能再坚持一两年也就坚持不下去了。这十年来我一直在改变,《玻璃樽》《神话》《新宿事件》《功夫梦》《新警察故事》《警察故事2013》这些电影,都是希望让观众知道我不只是一个武打演员,而是一个演员。我希望自己是个会动作的演员,而不是一个会演戏的打星,这样我的职业生涯才会更长久。

最好的离开方式是什么?像李小龙那样年纪轻轻就走了,他就成为了一个传奇。如果是我,比如拍《十二生肖》跳火山死掉,这也是一种最漂亮的收尾,全世界影迷肯定都在哭,大家也都会说成龙为电影而牺牲。这是最好的,但是又不舍得,不舍得死,也不舍得退休。有时候我想,要不要哪天忽然就消失掉,自己背着包开着飞机去旅行?这也是个不错的方式。

找工作
我重整旗鼓,先从收拾房间做起,然后给大师兄洪金宝打了电话,请他帮我找一份工作,他那时已经是嘉禾公司的签约武术指导。只是我还没意识到,尽管只是离开了短短半年,周围的环境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,再度回到片场的我,又变回了彻头彻尾的新人。 幸运的是,大师兄很快就帮我介绍了一份工。那部电影叫作《少林门》,洪金宝做武术指导,我是副指导。

我重整旗鼓,先从收拾房间做起,然后给大师兄洪金宝打了电话,请他帮我找一份工作,他那时已经是嘉禾公司的签约武术指导。只是我还没意识到,尽管只是离开了短短半年,周围的环境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,再度回到片场的我,又变回了彻头彻尾的新人。 幸运的是,大师兄很快就帮我介绍了一份工。那部电影叫作《少林门》,洪金宝做武术指导,我是副指导。导演是今天大名鼎鼎的吴宇森,在当时,他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。我对洪金宝说:“吴宇森是谁?我从来没听说过他。”“我也没听说过,他是个新手。”后来在好莱坞再度相遇的时候,我和吴宇森聊起这段往事,都觉得非常感慨。

现在不要说帮你们找工作了,我连自己的工作都可能会保不住。”师兄叹了一口气。 我颓然倒在椅子上。公司的墙壁上挂着很多照片,记录着动作片曾经的辉煌。而现在,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走投无路。继续在片场卖命,也不过还是几十块的报酬,可是未来在哪里呢?挫败之下,我想到了再去找爸爸妈妈。 刚离开澳大利亚没多久,本想闯出一个名堂再回去,没想到这么快就又灰溜溜地打道回府,我心里实在觉得憋屈。手里已经快要没钱了,接下来的一日三餐都成问题。我从小就在戏剧学院,除了武打和动作,我一无所有,难道真的就这样回去吗? 回家的路上,我看着满街的高楼大厦和霓虹灯,觉得它们跟我没有一点关系。 我还是那个失败者。

第五次受挫记录 第二次去澳大利亚,我不能再靠父母养着了,开始同时兼顾两份差事,一是在工地做水泥工,二是在餐厅当跑堂。几个月后,妈妈在我每天强装出的笑容里看出了我的不快乐。 “孩子,你现在做的事不是你想做的,也不是你应该做的。”妈妈的体贴让我崩溃了。“我花了十年的时间学了一身没用的功夫,我什么都没有了,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……” 就在这之后不久,我接到了陈自强的电报。那时他已经是罗维导演公司的总经理,正在为导演筹备新片《新精武门》,他向我发出了邀约。原本我以为他是要找我做特技人员,正要提醒他没必要隔这么大老远来请我,他的话让我愣住了,“我们想请你来做男主角。”不过,我的片酬只有3000港币。

在罗维导演的办公室,我签下了人生第一份艺人合约。合约期限两年,每月的收入是3000港币,每部电影的片酬也是3000港币。我必须参与罗维导演的所有作品,并接受他指派给我的任何角色。

罗维导演希望把我塑造成李小龙第二,我演的是一个一心想复仇的人,冷血,愤怒,没有人情味,可我自己打心底就不认同这个角色,拍出来的效果僵硬而难看。私底下,我曾经跟陈自强诉苦:“我不适合这样的角色,导演希望让我成为第二个李小龙,可我不觉得那是我的目标和方向。” 票房成绩揭晓,结果一塌糊涂。

在看到数字的那一刹那,我差点直接买张机票飞回澳大利亚。记得当时我紧张得一直在罗维办公室里扫地捡垃圾,这是小时候在戏剧学院形成的习惯。 好在我跟公司签了约,罗维导演立刻给我安排了下一部戏——《少林木人巷》,由一个叫陈志华的年轻人导演。我们两个人在片场迅速熟悉起来,合作得默契而快乐,也在彼此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,但这部片的成绩依旧平平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跟大明星王羽合作了《风雨双流星》,又连续主演了《剑花烟雨江南》《蛇鹤八步》《一招半式闯江湖》《神拳》《拳精》《龙拳》,这些电影有个共同的特点,它们几乎全部都在讲述复仇的故事,结果要么遭遇票房滑铁卢,要么干脆没有得到上映机会,我“当之无愧”地被外界冠上了“票房毒药”的称号。

一些赚钱的想法
我总是有很多想法。年轻的时候没钱,想过很多赚钱的方法。 我18岁就想做上门清洁公司了。那时候,元彪、我、元奎,五六个朋友总是在一起混,当时功夫片不景气,大家经常没事做,也没钱赚。那之前我在澳大利亚,发现一到周末,每家都是自己在铲草,因为那边的法律是草高过了多少米要罚钱的,这就变成你上了一个星期的班已经很累了,周末还要自己铲草。可是我们有力气啊,如果你用我们的话,就是一个星期多少钱,你给我一把钥匙,我们就负责打扫。买菜、买水果、洗衣服、修理东西啊,都帮你弄好,就是一种家政服务,这非常有的做啊,而且也不用雇人,我们几个自己做就行了。

后来我有能力了,就会全世界搜罗很多有趣和实用的东西,请人找厂商帮我做出来。除了拍戏要用的那些成家班的专用设备,生活里面其实随处都可以体现创意。很多朋友都有我送他们的手机壳,那个就是我自己设计的。因为自己常年在片场,都是住各种酒店,出门的时候不需要带什么东西,一个手机,一张房卡就可以了。我就想怎么能在手机壳上面装一个放卡片的东西,现在这个手机壳就是这样想出来的,背后有一个卡槽,你出门旅行的话也会很方便。其他像是我自己品牌的各种衣服、包、文件袋、红包袋、贴纸、围巾、杯子、U盘、行李贴,各种东西全都有我的想法在里面,拿来送朋友,外面买不到,朋友也会特别喜欢。这算是满足了当年自己想去创造的愿望,把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付诸实践,让我很开心。

生活方式
我们去印度拍《神话》,看到了那里的人有多穷。剧组的车开在路上,我透过窗户往外看,站在马路边的人衣衫褴褛,抱着孩子的女人眼里也没什么光彩,路边人们的房间特别简陋,真的就是家徒四壁,没有凳子,没有桌子,没有装饰,什么都没有,几乎就是空的,地上就铺个席子。反正那里天气热,也不用盖被子。原来人家的生活就是这样。不需要太多东西。原来觉得人家穷,现在看来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。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应该被尊重。

电影风格的尝试
我6岁半开始拍电影,到现在拍了50多年。如果说主演或导演的,应该有100部左右。如果是从小时候算起,加上做武行、武指、演员、导演,可能超过200部了。

当时我跟吴思远合作的几部电影,正在引领当下的功夫片潮流,但刚刚签了新公司的我,则希望再度开启一些全新的创作思路。不再执着于怪师父和懒徒弟的角色设置,也不再专注于练功场面的陈述,我希望拍摄一部情节相对简洁,但价值取向很正面的电影,这点完全有别于李小龙系列电影和邵氏那些老的功夫片。在这样的想法驱动下,我拍摄了《师弟出马》,再次获得成功。这部电影也成为我向过去告别的一部里程碑之作。

《A计划》的尝试帮我确立了更新的电影风格——亲身上阵尝试极度危险的特技动作,这也成为我至今不同于别人的安身立命之本。观众来看我的电影,除了希望看到正面的故事、有趣的桥段、精彩的打斗之外,也都会期待看到我在新片里又做了怎样不要命的尝试。大家从最开始的惊声尖叫,觉得我是个疯子,后来也慢慢习惯了。我给自己设了一个走不出的迷局和难题,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挑战身体和胆量的极限。

准备拍摄《快餐车》的时候,大师兄洪金宝提出了新的看法:“我想把剧组带到西班牙去拍摄。在香港拍片太麻烦了,到处都拿不到拍摄许可,这个地方一共就这么大,这里不让用,那里不让用,电影没有特别的场景怎么可能会好看!我们要去外面看一看。”

奇怪的影迷
有一次,一个女孩走过来的时候,用英文问“May I……”,人很多,我听不清楚,就说可以可以。她就抬起手,“啪”,轻轻地打了我脸一下。我就愣了,成家班也跟着愣了。大家都没想到,我就说没事没事,这个女孩就走了,就换下一个。第二年,她又来了,排队签名。到我给她签的时候,笔掉了,我就弯腰去捡笔,起来之后,她“啪”地打了我一大巴掌,很重的一下。我很惊讶地看着她,她就朝我一笑。成家班想过来抓她,我拦住说没事没事,她又一笑就走了。后面排队的女孩看见她打我就开始哭,我就跟大家说没关系没关系,咱们继续。 第三年,她居然又来了。还是这样的情况,又是一大巴掌。我就觉得不行了,这人怎么这样呢?活动结束我就跟成家班说,你们要留意一下,看到底是怎么回事,为什么连续几年都这样?他们就把这三年的录影带全部看了一次,把她找了出来。原来她每年都会变不同的样子过来,不同的头发,不同的装。第四年,她一下飞机刚上巴士,工作人员就认出她了。到了活动现场,成家班已经知道她是哪一个,等她走过来的时候,大家就严正以待地盯着。她走过来又朝我笑,刚一抬手就被成家班一把抓住,带到了旁边。影迷会的负责人问她: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?”她很淡定,“现在证明你们记住我了,他也记住我了。”大家目瞪口呆,竟然还有这样的影迷。“可是你这样的话,以后不能再参加影迷会的活动了。”她很平静地说:“没关系。我远远看着就可以。”

双刀
那个时候我爸爸在澳大利亚做厨师,台湾有一种菜刀很有名,我忘了是什么牌子,就买了两把菜刀放在行李里面,准备杀青之后送给爸爸。平时在剧组的时候,我的房间门要么就是开着的,要么就是听到人按铃,过去就直接开,也不看门外是谁,开了就转身,反正都是自己人才会来我房间。像现在也一样,知道工作人员会过来,我就会把房间的锁拧出来别住门,就不管了。

不会撞衣的方法
如果你看到我以前的照片,会发现很多都是女装,所以那时候我也不会跟男明星撞衣服。我都选女装的便装来穿。那个时候在法国拍戏,那里有女装的大码,我就能穿。颜色也都很好看,粉蓝色、粉红色,我很喜欢这些鲜艳的衣服,而且我那个时候还年轻,二十一二岁,还可以去尝试这些亮色和比较特别的款式。这就好像别人都在模仿《A计划》的时候我就拍《警察故事》,等他们模仿《警察故事》的时候我就拍《醉拳2》,永远跟人家不同,英文叫Outstanding,这也是从美国学回来的。

我没有文化
我没有文化,平时会拿一些名言来当座右铭。 这些年来时刻会影响我的有几句话。一个是年轻的时候,神父的那一句:“不要谢我,以后你有能力的时候,要去帮助别人。”再是父亲的一句话:“不要赌钱,不要吸毒,不要加入黑社会。”后来拍戏,董骠送我一幅字:“岂能尽如人意,但求无愧于心。”我也喜欢这句话。还有一句是“宁人负我,我不负人”。我也喜欢肯尼迪曾经说过的:“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,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。”

脏话
没有地位的时候,在片场经常被人家骂粗话。有一次我站在女主角旁边,当时头发长,跑到指定位置之后,不自觉轻轻甩了一下头发,导演就很愤怒地喊“咔”,然后就开始骂我,一直到祖宗八代都骂了。我当时就傻掉了,跑出去以后就哭。我在那里哭,旁边的武行们还笑我,我就更加难过,恼羞成怒,拿起一把木头的道具刀,要冲进去砍导演:“你骂我就行了,为什么骂我妈妈?”洪金宝当时是那部戏的武术指导,他抓着我:“神经病,不能去!”第二天,我就不干了。有了那次的经历,我到今天在现场都是不骂人家脏话的,也奉劝大家不要去骂脏话。

处世原则
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好,先要学做人。我们一定要对别人好,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关心,人家会知道的。对老板反而不需要怎样,这么多年我也从来不懂巴结什么领导,但你一定要对周围的人很好。

我不喜欢循规蹈矩,别人清明节拜山,我大年初一去拜山,别人生日送礼物,我在平时送礼物。我说一个事情,可能你们都不会相信,我到今天已经60多岁了,但我依然不知道我爸妈的生日是哪天,因为我不是用这种方式去孝顺他们。有一年的父亲节,房祖名从美国打电话来,大声说:“Happy Father’s Day!”我在电话这头朝他吼:“以后不要等到父亲节和生日时打给我!”结果原来一年还能收到两通电话,现在一通也没了,哈哈。虽然这是玩笑话,但我只是想说,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节日,才想起对你很重要的人?如果我对你好,那就每天都是情人节、圣诞节、母亲节。

处罚犯人
更有甚者,那些吃饱饭没事做打砸抢的人,就应该模仿澳大利亚,把他们流放到一个没人的荒岛上,让他们去开荒或者盖房子,省得他们满身的力气无处发泄只会做坏事。

朋友
秦祥林是当年的第一小生,他的最高片酬到达过10万。听我讲了我有100万的定金,他吓死了,说:‘我靠,我的10倍!还是定金!’他说,我是过来人,做演员的有这样的机会不容易,你现在这一刻红,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,不如趁现在拿到自己想拿到的东西。这样吧,今天晚上你想一想,你就想,自己这辈子想要多少钱就够了,明天一早你答复我,我尽量帮你达成目标。

吴彦祖算是我挖掘的新人里最成功的例子。

她在开最后几场演唱会的时候,把所有的朋友都邀请到现场,用那种方式跟大家告别。演唱会上她穿着婚纱的样子,让很多人心碎。那时候我还在德国拍戏,没能去参加。最后那几天,我一直在医院陪着她,一直到把她送走…… 他们两个现在都已经是香港影坛的传奇。我很幸运曾经有过他们这样的朋友。

我们要去见时任嘉禾副总裁的何冠昌先生,他与邹文怀共同创立了这家公司。两个人性格互补,分工明确。邹文怀负责公司的商业开拓,何冠昌主管电影制作。他们当初一起在邵氏工作的时候,已经是非常完美的搭档,他们的合作让嘉禾有了全新的可能。

从那之后,我们之间展开了长久的合作。尽管邹文怀是公司的大老板,我跟他见面也非常频繁,但是很多跟电影制作息息相关的事情,我都是跟何冠昌一起商议解决。尽管我们两个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,他永远穿着非常体面、剪裁得体的西装,搭配很有品位的领带和手表;我尽管已经很有钱,但每天看起来还是像个暴发户一样,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两个人之间私交越来越好。后来他干脆把我认作干儿子,我对他也像对父亲一样尊敬。

《边走边唱》
把地鼠放走后又觉得没事做,他又写了一首歌,叫《边走边唱》。“我独自一个人走在马路上,看见车来车往,人们各有各忙,各有各的方向,各有各的思想,和我所想的不一样。我走,走到野外上,只是我已经忘记方向,妈妈有她忙,爸爸去上班,而我就在野外上,边走,边唱,边走,边唱。”歌里说妈妈忙的其实是打麻将,我又工作没空管他。等我们听到那首歌后,他妈妈就不再打麻将了。

多姐
出差在外,大哥助理多姐身上永远前后各背一个大双肩包,这两个包就像哆啦A梦的口袋,里面各种东西应有尽有。当时我的手机经常很快就没电,多姐那里光是充电设备就有好几种,车载连接线、充电板、充电式手机壳……总之,在任何环境之下都能立刻解决问题。宣传期拍杂志的时候,多姐会随身带着某顶级品牌的小音响,直接连到大哥电脑上,随时放他喜欢的音乐出来听。有时候坐在车上刚刚觉得饿了,多姐就会像变戏法一样从包里掏出几个小三明治,我问这是哪儿来的,她轻描淡写:“刚刚在机场休息室我请他们打包的啊,今天路上车程长,说不定大家会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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